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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毕业照绝不能用这个姿势:高抛学士帽能切开西瓜


2018年04月21日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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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张素)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8日在北京与尼泊尔外长贾瓦利举行会谈。  王毅说,中尼是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的好邻居、好伙伴。中方祝贺尼顺利完成政治转型,祝愿尼早日实现稳定发展。  王毅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尼泊尔开启新的发展时期。双方要抓住当前机遇,巩固传统友谊,保持高层交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互联互通网络,深化各领域利益融合,打造中尼命运共同体。  贾瓦利说,尼中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尊重尼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帮助尼经济社会发展。尼方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尼中全方位合作推向新的更高水平。(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要找准定位,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我们按照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方位扩大开放,深层次推进改革。从去年来看,全省就新登记了55万户市场主体,出口增速位居全国第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运量超过4100万人次、增速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随着融入“一带一路”的步伐加快,陕西越来越展现出独特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去年,我们召开了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了培育新动能、构筑新高地、激发新活力、共建新生活、彰显新形象“五新”战略任务,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对陕西建设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作了具体部署。我们将充分发挥陕西地处中国地理版图中心、综合交通重要枢纽和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优势,加快打造“国际运输走廊”“国际航空枢纽”,高标准推进交通商贸物流、国际产能合作、科技教育、国际文化旅游、丝绸之路金融“五大中心”建设,努力在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发展上取得重要进展。同时,加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深化“放管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透明的环境。  记者:作为欠发达地区,陕西的脱贫攻坚任务十分繁重。如何保证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胡和平:党的十九大指出,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今后3年,陕西还有180多万群众要脱贫,特别是43个贫困县、70%以上贫困人口都集中在连片特困地区,半数以上贫困村都集中在深度贫困县,脱贫难度确实很大。我们将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作为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地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我们将持续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夯实“五级书记”抓脱贫的政治责任,落实好精准方略,突出脱贫质量,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我们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加强监督考核,加大扶贫领域执纪问责力度,进一步强化苏陕协作,把更多的项目、资金、举措用到攻克深度贫困上,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与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记者 王乐文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三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  “海南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创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海南的改革发展迎来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成为海南等经济特区乃至整个中国新的奋斗目标。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南之所以能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正是得益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得益于30年来的大胆探索、进取开拓。如今,海南发展正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对海南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高度认可;瞄准自由贸易港这一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是时代赋予海南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放,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海南必将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必须抓住机遇,坚持开放为先。海南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必须解放思想,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实现改革大的突破,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既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敢闯敢干,大胆实践,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改革步伐。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必须敢于较真碰硬,勇于破难题、闯难关,在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啃下一些硬骨头,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方面资源,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海南过去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性变革和成就的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遵循。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契机,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打造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作出新的贡献。   各类头衔成获取资源“硬通货”  评价科研人员要提防简单戴“帽子”  想要简单快速地判断一位科研人员的“段位”,一睹其“帽”便知:是头顶“长江”,还是手握“黄河”;是身怀“楚天”,还是脚踏“泰山”……  这里的“帽子”即“头衔”。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自的人才计划,各种“帽子”也纷至沓来。“帽子”为科研人员送去了一众“福利”,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帽子”是不少科研人员纷抢的“硬通货”,但是,“帽子”过多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  “帽子”成科研人员获取资源“硬通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计划近20个:“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俗称“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长江学者”(简称“长江”)、“青年长江学者”(俗称“小长江”)、“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  而省市级和各级各类学校的人才计划也不少于100个。据不完全统计,“泰山学者”“中原学者”等省市级人才计划至少有27个,“黄河学者”“昆仑学者”等校级人才计划79个。  换而言之,这100多个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就对应着100多顶“帽子”。  “‘帽子’不仅仅体现对个人学术能力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江苏省某211高校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白了,现在公认的‘长江’‘杰青’这些人才‘帽子’,可以说是人才市场上的‘硬通货’,是衡量人才水平极有价值的参考。”  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帽子”几乎成了他们开展科研工作的必需品。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部主任王涌天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青年教师如果不抓紧弄个‘帽子’,留校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是‘青千’就得弄个‘优青’‘青年长江’,弄一顶“帽子”,他的待遇就能提高很多,可能翻倍都不止。”  之所以如此,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认为,目前大多数高校是根据“人才帽子”的分类,确定引进人才的年薪、科研启动经费、配套政策等,比如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年薪已到80万~120万元,而普通教授的工资一年才15万~20万元左右;同时,目前归口单位不同,人才头衔不同,一些专家学者拿了这个头衔还要再去拿另外一个头衔。在人才项目和人才待遇的双重驱动下,追逐人才“帽子”就不足为奇了。  “帽子”多了就成了“双刃剑”  据了解,不少人才计划,对申报者的年龄都有限制,如国家“青年千人”申报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申报国家“优青”的,一般男性不超过38周岁,女性不超过40周岁;申报“长江学者”,理工科领域一般不超过45周岁……“可以说逼着青年科研人员打短平快,快速发表论文、弄项目,压力很大。”王涌天说。  浙江大学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华勇,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既申请过“帽子”,也见过、评过不少“帽子”。在他看来,“帽子”过多,对35岁到45岁黄金年龄段的科研人员影响很大。“‘帽子’多了肯定竞争力强一些,但他们就需要一直忙于写材料、准备答辩,申请了‘杰青’,第二年又要报‘长江’,没有完的时候。”  前不久,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高校人才引进名目繁多,人才称号过多。“青年科技人才潜心做研究的黄金时间一般为30岁~45岁,年年去申请不同的人才计划,其中不少是同等量级的人才计划、人才称号,要花很大精力,浪费很多时间。”他说。  这也是不少科技人士所诟病的,对科研人员个人而言,“帽子”满天飞易误导其工作的方向及其态度,带偏“节奏”。而对教育和科技的长足发展来说,显然也是不利的。  “拿到‘帽子’就容易拿到大项目,而且‘帽子’一拿就是成串的,您能得到更多的科研基金。”山东省某省属高校讲师韩申(化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般国家重点高校平台的学者更容易拿到‘帽子’,他们得到的科研基金更多,甚至多得花不完,而省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则要难一些。”  此外,韩申认为,如果只把“帽子”作为单纯的评价指标,会加剧高校之间的不正常人才流动。“因为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制造出‘帽子’人才的,但学校的发展不等人,就只能去高价挖人,有的地方甚至将‘引才’工作当成指标任务去完成,尤其是跨区域的人才争夺”。  提防简单戴“帽子”  不可否认“帽子”在激励、奖励科研人员方面起到的作用。但如何统一管理、合理评价“帽子”?这成了不少科技界人士关注的热点。  李言荣认为,目前人才引进名目繁多,尤其是同类或同量级的“帽子”较多,上级部门应当对此进行合并,或进行申请限制,“比如申请了这一计划,就不能也不用再报另一个了”,这样可以为科研人员营造一个潜心研究的清净环境。  而对于简单以“帽子”评价人才的方式,在韩申看来也应当转变。他向记者透露,如今能否评上“帽子”,在学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获取资源的情况差别很大。  韩申认识的一位国内顶尖学府的学者,因为在本单位没申报到“长江学者”,便跳去另一名气稍弱的高校,结果成为“长江学者”,“因为学校也需要‘帽子’来装点门面,会用庞大的资源去帮助他”。  “有的老师科研水平差不多,但就因为岁数大一点就评不上一个‘帽子’,以至于科研待遇差距很大,但事实上,他们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吗?”东北大学校长赵继也认为不要简单以“帽子”来论人才,人才队伍建设要着眼整体,给他们提供良好环境,不能畸形发展。  “帽子”问题的关键症结,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理学院院长施大宁认为,在于科技人才评价标准。“评选人才计划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创新能力和潜力,而不是简单地看指标”。  在施大宁看来,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根据科研活动的不同性质,采用相应的标准,分类评价。“但现在是不管你搞什么,往往就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等数字指标”。这导致很多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避开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方向,不利于在前瞻性基础研究中实现重大突破。  施大宁建议,要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切断人才称号背后的利益链,将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科研启动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与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从源头上引导科研人才不再抢“帽子”。  对于青年科技人才,李言荣也建议他们自身对于同等量级的人才计划等不应耗费太多精力,不要追求戴那么多“帽子”,更应潜心做研究,可以去申报更高量级的人才计划,以提升自己。见习记者 孙庆玲 记者 叶雨婷   破解“准入不准营”,下半年“证照分离”改革将在全国铺开  “领证”的烦恼怎么减(经济热点·打开改革大礼包③)  本报记者 林丽鹂  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深化“放管服”改革时,明确提出将“证照分离”改革推向全国。  “一些地方营业执照立等可取。但‘准入不准营’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办照很快,后续办证很慢,企业没有办齐许可证开不了业。比如办餐馆,没有卫生许可证,就不能营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后,究竟还有多少“领证”的烦恼?“证照分离”改革,如何既“放得下”“管得起”又“服好务”?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企业和相关专家。  列好清单做“减法”  “通过‘证照分离’改革,能取消的尽量取消”  “证照分离”改革带给企业的便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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